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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国本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然而，在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的相关文献中，却没有关于秦的记载。秦国从何而来？是谁创立了这个诸侯国？它又是如何铸就大一统伟业的呢？近期，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寻古中国・寻秦记》，就以宏阔的历史视野，结合近年考古实证，系统梳理了秦从边陲部族到一统天下的发展脉络，并探寻大一统格局的制度根基，及其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本文就结合这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寻秦记”。

秦王影视形象。来源/电影《寻秦记》

秦人从何而来？

要找寻秦人的来处，《史记》是绕不开的起点。《史记·秦本纪》记载：

“有（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

意思是，秦人先祖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听说后，命非子在“汧渭之间”（今陕西宝鸡一带）为周王室养马。

后因养马有功，周孝王决定予他赏赐：

“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这一封赏，意味着非子这一支嬴姓族人，获得了封邑，并以“秦”为号，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个决定命运的起点——“秦邑”，究竟在何方？

“青铜史书”逨盘。它内底373字的铭文，记录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位天子的历史。虽未直接记录秦人事迹，但其中记录的周孝王与秦人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2009年，为配合修建天平铁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李崖遗址展开抢救性清理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在三年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间，考古人员发现了19座墓葬：它们呈东西向的窄长形，墓主头朝西偏北方向安葬，同时带有腰坑、殉狗。这些特征，与后来秦的贵族墓葬如出一辙。

通过对墓葬葬俗与随葬品的分析，考古人员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均为西周中期，与《史记》记载的非子封邑的时代吻合。尽管对秦邑具体位置的研究，学界依旧存在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甘肃省东南区域正是西周时期秦人世代生活的祖地。

李崖遗址发掘工作。来源/纪录片《寻秦记》

秦人又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呢？

从李崖遗址出土器物的特征看，还有一些陶罐的口沿部位横截面呈方形，考古学上称为“方唇”，属于商代晚期的典型风格。加上部分器型、葬俗同样具有商代特征，秦人便与东方的殷商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从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众多金制饰片，却揭示出秦人区别于东方国家的特点。这些金片中，不少是马匹的装饰。以鸷鸟形金饰片为例，它长度接近50厘米，跟马头的侧边长度十分贴合，其边缘还有9组18个钉孔，用于附着于其他物品，被推断为装饰于马匹面部的当卢。这种对金饰的喜爱，尤其是在车马器上采用金器，与更遥远的欧亚草原文化气息相通。

鸷鸟形金饰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只是，黄金塑造的鸷鸟形象，以及早期秦文化出土文物中金啄木鸟等比比出现的“鸟”元素，其文化根源仍指向东方。据《史记》载，秦人与东方的殷人、夷人有着共同的鸟图腾崇拜，秦人远祖伯益，正是东夷族的著名首领之一。而在之后的东周时期，秦更是被形容为“雕鸷之秦”，如同猛禽。

公允而论，从古至今，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在血统上完全纯化或净化的民族，民族间的融合，亦是必然的过程。而关于秦人起源的“东来说”与“西来说”，学术界也长期存在争论：前者认为秦人与殷商关系密切，祖居东方。后者则认为秦人本是西戎的一支，后来逐渐汉化。也有学者提出折中的“二元说”，认为其“源于东而兴于西”。

为探寻秦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处，考古人员借助科学技术，对多处遗址的秦人遗骸展开了研究。他们发现，秦人在体质形态上以古中原类型为主，该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关中、河南、山西、山东地区，其特点是鼻形偏阔，面形相对较低，颅形中等。与具有高窄面、长狭颅特点的古西北类型有所不同，为“东来说”提供了有力支持。

秦高级军吏俑。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在此判断的基础上，考古人员还发现，礼县六八图遗址中，女性居民属于古西北类型，而男性居民兼具古西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表明了秦人不断融合商、周、西戎等多元文化的繁衍图谱。

由此，秦人的整体面貌逐步清晰。这支周王室的封臣部族，带有浓厚的商遗民色彩，同时也与周边族群交织共融。也许正是出于对血脉的执着，后世的秦人始终渴望着东方。在非子被周孝王赐封秦邑之后的近100年间，也就是周宣王时，秦庄公讨伐犬戎有功，受命为西垂大夫。而此后，从西垂大夫到诸侯的转变，也最终促使秦人走上了东进的崛起之路。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护送下艰难东迁洛邑。为酬谢护驾之功，周平王正式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许以“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承诺。这一承诺赋予了秦合法的征伐权，也为其指明了一个东进国策。在被封为诸侯之后，秦要拿下自己的封地，就必然需要与关中地区的戎族作战。

秦公镈。下方刻有铭文：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意思是秦武公的先祖受周天子册封，获得了土地和封国。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自此，秦人正式踏上了争夺天下的舞台。据《史记》记载：“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2024年，考古人员历经三年的发掘与研究，确认陕西宝鸡的魏家崖遗址即为秦都“汧渭之会”。遗址中发现的春秋早期古城，位置正处汧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东夹角，城内高等级墓葬、成套礼器与大型车马坑一应俱全。这里曾作为秦国都邑达49年之久，秦人在此站稳脚跟后，才有了之后的从容发展。

强秦如何造就？

进驻关中后，秦人在继承周文化的同时，又以他们身上那种轻宗法、重功用的特质，在生存竞争中实现了制度的创新。

《史记》记载：“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讲的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邽、冀戎后，为巩固统治，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动摇了西周以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血缘政治根基。

在甘肃省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拥有三车十马豪华配置的大型车马坑，其对应的主墓（M2059）是目前发现的渭河上游地区等级最高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也基本是五鼎四簋的配置。按周礼，墓主至少应该是大夫级别的大型贵族。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贵族”，采取的葬式却是常见于平民或殉葬者的屈肢葬。

秦青铜鼎。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身份与葬式的矛盾，让墓主身份扑朔迷离。直到一件刻有“秦公作子车用”铭文的铜戈出土，谜团才被解开。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诗经·黄鸟》记载了“子车三雄”奄息、仲行、鍼虎为秦穆公殉葬之事。这件铜戈，以实物印证了子车氏家族的存在。因此，考古学家推断，M2059墓葬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位子车氏的族人。秦武公在伐冀之后，没有对宗室或者功臣进行分封，而是将这个地方设置为“县”，并委派子车氏到此担任军政长官。

“县”字古时通“悬”，《说文解字》记载，其本意为“悬系、悬远”。这个字也意味着，秦国将远方疆土牢牢“悬系”于国君之手。用“县”取代“封”，削弱了旧贵族对土地的世袭垄断，也就此开启了秦国权力向中央集权发展的历史进程。

当然，变法、改制并非一蹴而就。位于今陕西凤翔的雍城，作为秦国近三百年的都城，曾宏伟一时。也正是在这里的雍城遗址秦公一号大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166具殉人。其中，贴近墓主秦景公的72具被认为可能是近臣、妻妾。这种残酷的“从死”制度，大量消耗着社会精英。此外，战国初年，秦国陷入“四代乱政”，国力衰微，东方的魏国凭借李悝强势崛起，夺取秦国河西之地。

内忧外患之下，公元前384年，即位的秦献公做出决定：第一，“止从死”，废止活人殉葬的制度，重视人才建设；第二，“城栎阳”，将都城从雍城东迁至栎阳，以重夺河西之地，“复穆公之霸业”。后人讲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奋六世之余烈”，其中的六世，正是从秦献公开始算起的。

栎阳城遗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南距渭水约7.5公里，东北与富平为邻。司马迁形容这里“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意思是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考古发现，这里的宫殿建筑已呈现出清晰的南北中轴线布局，且这种穿过都城的轴线设计应该是当时有意的设计，强调权力向中央的集中与汇聚。秦献公在此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初行为市”，首次以官方形式开通集市，鼓励工商业，并抽取营业税；继续推广县制，把栎阳、蓝田、蒲等邑设立为县，加强中央统治；编制户籍，“五家为伍”，强化对人口的管理。

带有“栎市”陶文的砖块，是秦人最早市场化的实证。来源/《栎阳陶文》，科学出版社，2020年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继位，发布《求贤令》，卫人商鞅携李悝《法经》入秦。至此，一个新的秦国将在栎阳拉开帷幕。

之后，商鞅彻底扭转了秦国衰微的局面。他继续推行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并置县令、丞等官吏进行管理，形成直达基层的中央集权网络。统一度量衡，以“平斗桶、权衡、丈尺”规范经济活动，确保国家赋税征收。人口政策上实行什伍编制，将百姓编入国家户籍，强化税收、徭役和兵役动员。同时，将原来依附于贵族的“私民”变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公民”，还削弱了旧贵族势力。平民则可以通过军功授爵提升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当时秦国的社会活力……

通过“集乡为县”，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社会每一个角落；通过“强国弱民”的理念，社会资源被集中到国家的发展目标上来，使得秦国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为大一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秦何以“富甲天下”并“横扫六合”？

秦国横扫六合的赫赫武功，并非凭空而来。“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这是秦始皇东巡至今天山东地区时，刻在石碑上的一句话，说的是秦朝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秦朝建立之前，作为周朝诸侯国和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即奉行这样的政策。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写道“秦富天下十倍”则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成功。

那么，秦国又是如何将土地的力量，转化为一统天下的国力的？

《说文解字》中，“秦”意为“从禾舂省”，其字形描绘的就是“双手持杵，捶打禾谷”的农耕场景

与关东列国长期以食用粟、黍为主不同，秦人自西周起便开始种植来自西戎的麦类作物。西北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植物考古发现，在毛家坪、魏家崖等早期秦人遗址中，麦类作物已与粟、黍并重。这表明秦人很早就掌握了作物轮作的智慧：粟（春种秋收）与冬小麦（秋播夏收）生长周期错开。通过“尽地力之效”的搭配，秦国的农业产量得到了稳定与提升。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仓律》记载：

“入禾仓，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

说明在秦统一后的十余年间，秦王朝的粮仓就达到了万石以上规模。一石相当于今天的100升，折合成小米的重量约13到15公斤。如此惊人的储量，离不开水利带来的沃土。

公元前246年，韩国派水工郑国入秦，献修渠之策，本意是想消耗秦国国力。秦王嬴政却将计就计，倾全国之力，耗时十年，建成了长达三百余里的郑国渠。202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启动对郑国渠首遗址的新一轮考古调查，经过一年的细致勘探，他们发现了泥沙长期淤积形成的淤沙层，为确认古渠道提供了关键证据。

这项水利工程“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通过引富含泥沙的泾河水，灌溉了渭北的大片盐碱地。河水中的泥沙沉淀后形成肥沃的淤泥层，又化“斥卤”为“膏腴”，使之成为沃野千里的粮仓，土地亩产达到了“一钟”（约合今100到150公斤）。同时，郑国渠还首创“横绝”技术，巧妙截断并吸纳沿途的冶峪河、清峪河等支流，弥补干渠水量，并将被截断的河床开垦为良田。自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发现郑国渠的关键证据“淤沙层”。来源/纪录片《寻秦记》

到了战国中晚期，生产工具的革新再次为秦国农业注入活力。咸阳博物院通过修复当时的铁锄、铁锸、铁铧，发现它们多采用铸造与锻造结合的技术，硬度与锋利度远超青铜。后来，秦国从采矿、冶铸到铁具的使用，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经营，农耕领域也实现了标准化生产。许多锄头、铁铧都带有内芯，以便于更换镢头、铧尖等长期磨损、容易损坏的模块，保证了大规模耕作的连续性。

同时，铁铧的发现也表明，牛耕在秦国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西北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动物考古发现，早期秦遗址中可食用的黄牛骨骼数量远少于猪、羊，而其上的劳损增生痕迹，则证明了它们生前曾有过高强度的劳作。《战国策·赵策》中曾记载了赵豹与赵王的对话：

“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列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

表明战国时期，牛耕作为秦国富强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了他国的注意。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曾明确指出，农业和军事是国家强盛的两大支柱。高效的农业生产带来充裕的粮食储备，使秦国具备了持续战争的能力，而其务实且精密的军事制度，则是将丰饶物产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关键。最终，秦国形成“耕战一体”强国模式，实现了一统伟业。

牛耕画像石拓片局部。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军的强大，首先源于其务实的军事资源配置。在甘肃毛家坪遗址中，子车氏贵族墓（M2059）随葬的鼎、簋等礼器相比他国显得粗糙、矮小。这并不是因为秦国没有优良的锻造技术，而是因为相较于中原地区，秦国所处的关中西部、甘肃东部都不产铜。所以，当六国贵族还热衷于把巨大的财富带进坟墓继续享受时，资源相对匮乏的秦人，就选择把“省出来的青铜”铸造成兵器。

而在武器装备的制造上，秦国采取了“物勒工名”的监管制度。1974年，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俑坑呈现在世人眼前。其中，一号兵马俑俑坑出土的一支青铜戈上，清晰刻有从丞相吕不韦到工匠窎的四级责任人名字。《吕氏春秋》记载：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将匠人的名字、铸造的时间等全部铸造在兵器之上，就能保证后期如果武器发生质量问题，可以追责到底，也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责任终身制。

也正是这一制度下，秦国的兵器制造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军阵中的青铜兵器：铸造及相关研究》报告，秦大量青铜兵器铸造中采用了优化合金配比，其中，青铜镞铤中偏低的锡含量可以维持其韧度和飞行中的平衡，而箭头中偏高的锡含量则确保了其硬度和锋利度。同样，青铜剑的剑脊低锡而剑刃高锡，能够保证秦剑在使用时既锋利又不易折断。不仅如此，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秦律杂抄·工律》还记载：

“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夹（狭）必等。”

也就是说，秦人在武器制造上，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各个零部件能够互换通用。

秦青铜戈。来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此外，秦军背后还有着高度中央集权的军事指挥体系与深入社会的军事动员机制。1975年，杜虎符出土于西安南郊沈家桥村，作为调兵信物，其上刻有铭文：

“凡兴士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分为二的青铜虎符严丝合缝咬合在一起，才能调动超过五十人以上的队伍。这意味着军队指挥权完全收归国君，贵族再无私人武装。

而据《商君书》记载，秦国的军功爵制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宅九亩”。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的竹简，就记录了一个名为“喜”的底层小吏，从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出生，到始皇三十年（前217）亡故的一生中，三次被征入伍，先后以乡史、令史身份随军记功、审俘，简上“今从军”“今攻韩”“今攻赵”的纪年，与秦国灭六国的战线推进几乎逐条对应。通过国家战争目标与个人富贵梦想的捆绑，千千万万个“喜”，就构成了秦人“闻战而喜”的社会基础。

错金杜虎符。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凭借“耕战一体”的强国模式，秦国积蓄起了终结战国乱世的绝对实力。公元前230年，秦军铁骑踏破韩国军政中心新郑，拉开一统天下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十年，六国相继覆灭，华夏一统。

功业与教训，皆载于史册

当秦军横扫六合，终结诸侯纷争的乱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权巍然矗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命随行的丞相李斯刻石颂德，以144字碑文昭示统一思想。秦朝，如《史记》所载，令华夏进入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全新时代。

为威服天下，秦始皇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出巡。据《史记》记载，分别为“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二十九年，始皇东游；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足迹遍布整个疆域。

秦朝地图。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庞大帝国的背后，首先有一套严密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西安相家巷村出土的秦代封泥上，保留了大量职官名称信息，为我们还原出当时三公九卿的官僚架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三公即皇帝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总领行政，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三者相互制约。九卿则包含治粟内史、宗正、典客、卫尉、廷尉、郎中令、太仆、少府、奉常，分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与三公共同组成中央决策和执行机构。

郡县制则将全国划分为数十郡，郡下设县，长官均由中央直接任免、考核。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罐，罐身铭有印章“琅县”二字，字形特征与印章形制均与已知秦玺印文字一致，直接证明了即便远在东海之滨，也被纳入郡县管理体系。来自湖南里耶古城的大量秦简则显示，一个县的人口、赋税、司法等政务，均形成文书，层层上报至中央，实现了权力的垂直贯通。